中国存在人口危机吗？

这是一篇千古奇文，其中惊世骇俗的观点让所有的人震惊。它以雄辩的事实和严密的推理彻底否定了人们长期信奉的传统观念。通篇文章波澜壮阔、气势如虹，文笔流畅幽默，即使对本文章观点持强烈反对态度的人，也会在阅读中获得极大的愉快。
　　
　　
　　中国存在人口危机吗？（一）
　　
　　 西安交通大学 王紫安 陈妍子
　　
　　拿破仑曾经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雄师，当它醒来时世界会为之震撼。可是当我们醒来之时，世界还没有为之震撼，中国人先为自己如此庞大的人口而感到震撼和恐惧。人类有史以来，从来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中国一样因为自己民族人口众多表现出如此深刻的忧虑。有些人竟然不惜用旅鼠——一种非常低级的哺乳动物来说明中国的人口问题，旅鼠因为过度繁殖，鼠口过剩，造成食物缺乏，只好进行种族大迁移。把旅鼠的鼠口过剩和中国的人口问题相提并论，这种比喻显然是极其不恰当的。但是中国的人口过度增长，已经超过了中国土地承载能力，人口明显过剩并已形成人口危机这一观点上基本被中国各界人士广泛接受。对粮食危机、土地危机、资源危机、就业危机和环境与生态危机等一系列危机追根溯源，无一不是人口过剩惹下的祸端。因此中国的人口问题被认为是当前最严重和最难以解决的问题。的确，面对如此庞大的人口，尽管国中精英如林，但谁又能为医治此症开出仙丹妙药、济世良方呢？这不禁使人想起了李白的诗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对于如此严重的问题，我们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弄清楚中国到底有没有人口危机，人口危机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有没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有，用什么方法去解决。
　　
　　我们的粮食够吃吗？
　　我们的粮食够吃吗？这是让我们最为困扰的问题。认为中国有严重人口危机的人认为中国的人口远远超过了土地的承载量。中国尽管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仅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但大部分不是险峻的高山，就是荒芜的沙漠，既不适合人居住，也不适合农业生产。中国可以耕种的面积只有十六亿亩，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多次大的饥荒，每次都是饿殍遍野。特别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那场大饥荒，给许多上年纪的人留下了极其悲伤的回忆。我们十六亿亩的耕地，维持目前的温饱还可以，但想到中国每年增加近两千万人口，相当于澳大利亚的人口，再加上城市和工业的发展不断占用耕地，若干年后，中国的人均土地连一亩都不到，怎能让人不为此担忧。如果再遇上天灾人祸，历史上的悲剧又要重演，想到这些，真让人不寒而栗。
　　这种情况真的会发生吗？我们来看中国粮食供求的现状。从供给方面看，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连年增产，产量不断再创新高，结果粮食供过于求，造成卖粮难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国家修了许多大型粮库。但粮食不能长期贮存，又大量霉变，再现了只有在古代太平盛世才有的谷烂于仓的粮食富余的景象。经常有些不法之徒把本来作为工业原料的霉变粮食当食用粮卖给消费者，以牟取暴利，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为了解决粮食过剩的问题，于是改种其他农产品，结果种棉花棉花过剩，种油菜油菜过剩，种什么农产品什么农产品过剩。许多地方官员本来想通过农业生产来让农民增加收入，结果却是不得不为这些过剩产品的出路大伤脑筋。我们的农业技术水平整体上并不先进，许多高科技没有得到广泛应用，我们的农业生产还有很大的潜力。
　　从需求方面看，持续已久的饥荒现象已经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标志粮食匮乏的粮票已经退出历史舞台，这种购买粮食的准货币成为票据收藏家的珍品。粮食作为主食占的比例越来越小，鸡鸭鱼肉已经是日常的食品，不再是过年和婚宴餐桌上的稀罕之物。杂粮偶尔摆上人们的餐桌，只不过是作为点缀。年轻人普遍营养过剩，胖墩儿童数量急剧增加，严重地影响了我国下一代的身体素质，许多教育工作者对此深表忧虑。减肥成为一种时尚，身宽体胖已不再是富有和悠闲的象征，也不再是人们羡慕的身体状态；骨瘦如柴不再是贫穷和身体病弱的标志，而被赋予新的含义，骨感美人被认为是一种段位极高的美人，是从事减肥运动的女士们十分向往但难以达到的一种境界。品种繁多的减肥药品成为畅销货色，有些药店还为之开设专柜。这些被生产商吹的神乎其神的药品虽然明显用处不大，但是那些被肥胖所困扰的人依然对此趋之若骛，有些人对这些药品的花费甚至超过食品。看谁能吃得多那只是某些食品商为了推销他们产品举办的竞技比赛，而看谁吃的少，看谁更能节食则被更多的普通百姓接受。这使农民卖粮难的问题更加难上加难。新一代年轻人从不知道饥荒为何物，也只有从父母的回忆中才知道曾经有过这么一段悲惨的历史。许多年轻人早把爱惜粮食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之类的格言抛之脑后,在学校食堂里经常可以看到大量的粮食被浪费,他们这样暴殓天物，让他们深受节俭传统熏陶，而且曾经饱受饥饿的父母们为之痛心疾首。
　　我们的粮食供给大于我们的粮食需求，处于过剩状态，我们没有必要为粮食是否够吃而发愁。我们同时必须看到，我们粮食的增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用较高的关税和粮食进口配额限制了粮食进口。虽然农民的利益得到了一定的保护，但是我们的经济效益和我们的消费者付出了代价。这种高成本的方式并不是最好的选择，我们还可以有更好的选择，那就是在国际市场上购买。有些中国人反对从国外购买粮食。他们深受自给自足经济的影响，对从国外购买粮食有一种怀疑和恐怖的心态,认为从国外购买粮食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甚至曾经有一个名人因拒绝吃美国的面粉而活活饿死，成为当时一个轰动的新闻。廉者不受嗟来之食，这是有些中国知识分子一种奇怪的气节和情操，他们对食物的来源非常苛求，即使饥饿威胁到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这显然是和人珍惜生命的本性相违背的。这一点和中国古代的烈女十分相似，烈女认为女人贞操的价值高于生命的价值。因此他们共同的信念是：“饿死是小，失节是大”。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普通百姓在饥荒年代什么都吃，根本来不及考虑这些食物来自何处，就连草根、树皮、观音土都成了充饥之物，饿急了的时候，甚至人肉都用来果腹。到了丰衣足食的年代，什么都吃依然是一种习惯，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中游的、土里长的各种动植物都摆上了餐桌。由于中国人有食不厌精的传统，在制作方法上也加以改进，蒸、煮、炒、炸、及各种闻所未闻的烹调方法让人眼花缭乱，从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和中国的四大发明一样，在人类是文明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不幸的是，与此同时许多珍稀野生动物也成了盘中的佳肴，称之为山珍海味，其价格随着国家保护的等级而升高，是食谱中的上品。结果给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灾难。中国新一代年轻人对食物越来越精益求精，更不会理会食物的来源。只要好吃，管它是美国的肯特鸡、麦当劳、日本的料理、还是忍者神龟钟爱的意大利馅饼，都吃之不拒。显示出了我们能容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泱泱烹调大国的王者风范。
　　当我们的耕地生产出的粮食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时，我们就到国际市场上去购买，这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去这样做。这就像我们城市中的居民能够在市场上买到所需要的蔬菜时，就完全没有必要煞费苦心地去研究如何在自家阳台上的花盆里去生产蔬菜。
　　有人担心到了关键时刻，那些产粮国会用粮食卡我们，不卖粮食给我们。这显然是计划经济的思维。计划经济是卖方经济，生产者可以卡住消费者。而市场经济是买方经济，所有的生产者都想方设法把他们的产品推销给消费者。他们没有任何理由把消费者拒之门外，自断财源。鸦片战争就是西方列强为了推销他们的工业产品，不惜用战争的手段来打开我们的国门，已经到了穷凶极恶的地步。这显然是一种成本极高的推销方式。如果真有一个或几个粮食生产国对我们恨之入骨，以他们自己不赚钱也要饿死我们的态度来卡我们，别的粮食生产国就会因此兴高采烈，不费吹灰之力，就除掉了自己的竞争对手，他们会因继续和我们做生意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获得更多的利润。有人会问，如果所有的粮食生产国都不卖粮食给我们怎么办？我的回答是这种情况绝对不可能发生，它和我们国家对世界未来的和平与发展的判断是相违背的。如果真的所有的粮食生产国都断绝我们的粮食供应的话，那我们就得认真地反省一下，我们到底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以至于全世界的粮食生产国都冒着粮食在库里烂掉，整个行业亏损，农民大量失业的风险来对付我们。
　　人们在美国的粮食产区可以看到无边无际的肥沃土地，巨型的农业机械在这片土地上进行着非常现代化的耕作。这里的粮食产之不尽，用之不竭。如此肥沃的土地，美国政府为了减少耕作面积让土地荒芜，给农民支付巨额补贴。把土地视为生命的中国人对此非常难以理解。这样肥沃的土地在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也连绵成片，比比皆是。只要见到这些，人们就不会为世界粮食的供给而发愁。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也没有把粮食的关税完全降下来，是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以防谷贱伤农。这从另一方面也证明我国并不缺少粮食供给。另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已经不再是愿不愿意在世界市场购买粮食的问题，而是那些产粮国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农产品市场，近一步降低农产品关税的问题。他们质优价廉的粮食就要和我们的粮食展开激烈的竞争。在眼光挑剔的消费者面前，谁的产品能获得消费者的青睐，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或许，可以从世界市场上获得足够的粮食供给，从国外买粮的反对者质疑我们有这么多的钱去买吗？在十几年前，提出这个问题非常有意义，那时我们的经济相当落后，我们的外汇捉襟见肘，当我们购买各种急需的国外产品时，经常顾此失彼。但是现在，我们的经济实力已经得到根本的改观，我们的对外贸易每年以两位以上的数字增长，我们的外汇储备是世界上最多的国家之一。我们的出口远大于进口，我们有巨额的贸易顺差，使我们的贸易伙伴非常不满，经常用反倾销的手段来对付我们，给我们的出口制造麻烦。所以我们有足够的外汇在国际市场购买粮食。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我们的实力还会增强，那时购买粮食在进口中只占很小一部分，我们就可以像香港、新加坡一样从容地购买各种农产品，根本不必为此精打细算。
　　当世界粮食市场供给十分充足，粮食生产国想方设法推销他们的产品，而我们又有足够的外汇去购买粮食时，那些坚持粮食要自给自足、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粮食是战略物资不能依赖国外等理论就显得特别不合适宜，而且非常滑稽可笑。想起来，这些我们一直信奉的经济的理论和清政府的闭关锁国经济政策如此相似，让人不堪回首，深感汗颜。
　　当我们把自己置身于世界市场之中的时候，我们根本用不着永远把眼光盯在自己的人均一亩三分地上，细心盘算着如何以此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以养活如此众多的人口。世界人均有多少土地，我们中国人均就有多少土地；世界人均能得到多少粮食供给，我们中国人均就能得到多少粮食供给。我们的粮食够吃, 而且永远够吃。粮食危机现在根本就不存在，而且将来也不会存在。粮食危机只不过是早年饱受饥饿折磨，现在还心有余悸的人们他们心灵中挥之不去的梦魇，是他们幻想中的产物。如果把粮食危机仅仅当作理论，只不过是面对着当前和今后粮食供给的状况不能自圆其说而已，但如果把它当作政策实行，在经济效益上必定要付出重大的代价。
　　中国既然没有粮食危机，也就没有土地危机。新加坡和香港的人均耕地几乎是零，他们从来没有为粮食发愁过。日本的人均土地比我们少得多，他们不仅没有为粮食发愁，而且粮食的关税极高，以减少国外粮食对日本的供应。当我们不为粮食担忧时，我们就不必为土地担忧，我们就不必在保护耕地和工业占地之间进行如此艰难选择。
　　为了保护耕地，我们国家禁止土地买卖。我们应当看到禁止土地买卖和禁止黄金买卖一样，都会给经济造成不利影响，都使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当禁止黄金买卖时，人们只有把黄金贮存起来，贮存黄金不能产生价值还要付出一定数量的保管费用。看起来土地还可以进行生产，似乎没有造成土地这种资源的浪费。但只要土地不能买卖，土地不仅不能向效益高的行业转移，而且土地所有者不能用土地进行抵押贷款，阻碍了生产的扩大。中国是一个资本缺乏的国家，中国十六亿亩耕地不能用于抵押贷款，这就意味着一笔庞大的资金被闲置起来，对经济的消极影响是可想而知的。有人担心土地买卖会造成国有土地的流失，这是观念上的错误，土地不管被谁买去，它还在中国的版图之内，土地不管如何买卖，普天之下，肯定依然是王土。
　　禁止土地买卖，使土地交易的权力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结果这种权力成了地方政府获得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它们经常是以极低的价格从农民那里购得土地，然后以高价卖给开发商，从中获取暴利。在这个过程中，寻租成为一种普遍的行为。一方面许多相当不错的政府官员因贪污腐败身陷囹圄，葬送了大好前程；另一方面，农民失去了土地，但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即无地可种又无业可从。于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游行示威，上访告状，还有些人采取一些极端的行为，无端给我们朗朗乾坤的清平世界增加了许多不安定的因素。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有许多中国人非常羡慕那些石油出产国，那些国家完全是天方夜谭的现代版本，仿佛他们的阿里巴巴就说了一声芝麻开门，无比巨大的宝库之门就被打开，数不清的金银财宝就源源不断流入他们的口袋中。在上帝分配全球自然资源时，石油出产国中了头彩，相比之下，我们却在人口数量上拔得头筹。我们的许多农民从早到晚，在狭小而又贫瘠的土地上耕作，披星戴月地终日辛劳，最后还是处于极度贫穷状态。人们不但感到天理不公，而且人们不得不对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源泉这一千古永恒的真理表示怀疑。实际上，中国的自然资源非常丰富，但是被人口这个怪兽作为分子一除，在每人平均面前便被吞噬得所剩无几。
　　当我们对那些资源大国考察时，就会发现，只有海湾地区的几个产油国如科威特、阿联酋、沙特等，凭着自然资源暴富，而其他资源大国，如俄罗斯、巴西、委内瑞拉，甚至同是海湾地区的伊朗、伊拉克，它们并没有因为它们丰富的自然资源极其富有，它们的社会依然存在着大量的贫穷、失业、动荡不安的现象。反而，像日本、亚洲四小龙、瑞士、以色列等，他们的自然资源非常贫乏，但它们的经济却表现良好。由此可见，丰富的自然资源未必能使所有的国家经济繁荣，而资源缺乏未必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哪个国家把经济发展完全建立在依赖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它肯定是一个不善于创造财富的民族。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总产值主要来自自然资源的出口，那必然是人口越少越好，反之，人口越多，人均产值越低。这就是人口造成资源危机理论的基础。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包括几种意思。其一是我们没有玉，需要他山之石；二是我们有玉，但他山之石攻出的玉比我们的好，或质量差不多，但比我们的便宜；三是质量价格都差不多，甚至我们的玉更好更便宜，但我们用他山之石攻玉增加我们玉的品种。这揭示出我们进行国际贸易的原因。那些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它们发展经济时并不是不需要资源，而是需要大量的资源。它们解决的方法非常简单，就是从其他国家进口。它们或许不知道中国古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句著名的格言,但是它们在经济实践中把其中的道理运用得非常好。各种资源的他山之石在国际市场上供应充分，价格低廉，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价格还会降低。因此只要我们进行国际贸易，我们人均资源少的问题就可以解决。
　　中国的古人虽然认为我们中土是之邦，而周边的是未开化的夷蛮，但是对他们的产品是非常欢迎的，胡服、胡马、胡琴、胡萝卜和各种不带胡的外国货使用的相当普遍，我们的古人已经发现国际贸易是一个非常合算的买卖，即使进行贸易的国家对我国采取不友好甚至是敌视的态度，因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我们民族的需要。
　　到了近代，中国人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产品非常喜欢，几乎达到了迷信的程度，被持相反意见的人士抨击为崇洋媚外。因为西方国家的产品是用船经海洋运送而来，所以称之为舶来品，老百姓则叫洋货。洋货因其物美价廉，在中国市场上显示出极强的竞争力，民族工商业受到极大的冲击。为了维护民族工商业的利益，有些人把抵制洋货，购买国货上升到爱国主义的高度，和打倒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认为国货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完全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结果。他们经常用游行示威等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表达贸易保护主义的诉求，有些人甚至采用了砸洋行，烧洋货的极端手段。尽管如此，并没有妨碍国人对洋玩意儿的崇拜，坐洋车，住洋房依然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谁娶到洋妞，不仅证明此人家底殷实，而且还证明此人必是情场上的高手；谁发了洋财，那一定是在短期内获得一大笔财富，相比之下那些土财主祖祖辈辈积攒的那点家当就显得极其寒酸；哪一个军阀的军队装备的是洋枪洋炮，他统帅的一定是一支精锐之师，具有极强的战斗力；哪一个军阀的军队装备的是土枪土炮，他手下肯定是一群乌合之众，打起仗来不堪一击。这说明我国曾经有过非常繁荣的国际贸易。
　　可是到了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又重走清朝政府闭关锁国的老路。清朝还有四口通商，而我们当时只有广州一口通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一种不依赖他人，靠自己努力而获得成功的精神是值得赞赏的，但作为一种经济政策给我们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我国的国际贸易极度萎缩。计划经济本身就是一种短缺经济，再加上没有了国际贸易，我们不仅资源极度短缺，我们所有的商品都极度短缺。这完全是经济政策的失败，而并非人口造成的结果。有人说这是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经济封锁，帝国主义是对我国进行过经济封锁，可是大部分时间是我们自己把自己闭锁起来。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西方发达国家对我们提出开放市场，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性壁垒，国民待遇等要求，完全是想急于把他们的商品打入中国市场，没有任何企图封锁中国经济的迹象。反而，我国的谈判代表却为了尽可能地抵制进口和维持较高的关税，以保护某些行业，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艰苦谈判，让人叹为观止。显然，把我国国际贸易萎缩归结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经济封锁，这种说法和历史事实相违背的。
　　我们是一个饱受贸易保护主义之害的国家。由于禁止或限制进口，那些贪婪的国内企业霸占着国内市场，它们从来不在技术革新，提高经济效益上下功夫，几十年如一日让消费者被迫接受它们质次价高的“国货”。在汽车关税降低后，国外物美价廉的汽车进入消费者视线时，我们才发现“保护民族产业”的口号具有多大的欺骗性。这种保护的结果是既坑害了消费者，又阻碍了民族工业的发展。现在电讯、航空、金融、保险等行业依然在保护之列，广大消费者对手机双向收费、固定电话坐机费、信用卡高额收费等被保护行业的各种霸王条款深恶痛绝，却无可奈何。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我们费尽苦心保护了这些行业，对这些行业的确是一个福音，但让我们的消费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且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与之相反，当我们取消了对家电行业的保护之后，家电行业不但没有被日韩产品挤垮，反而在世界市场上越战越勇，所向披靡。汽车行业取消保护之后，新产品接连问世，价格一跌再跌，消费者喜上眉梢，与此同时，生产商产销两旺，汽车行业高速增长。可见，自由贸易是发展经济的法宝，而贸易保护则是市场繁荣的障碍。
　　在我们想把我国建成一个世界工厂之前，应该先把我国建成一个世界市场。这样世界各国的资源、商品都可以成为供我们所用的他山之石，来攻我们的经济发展之玉。只要我们是一个善于利用他山之石创造财富的民族，我们所能获得的资源就会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多，资源危机就不存在，我们民族众多的人口也就不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另一方面，我们的企业在家门口就可以参与世界的商品竞争，而且竞争是在国际标准的高起点上进行。我们就像举办世界体育比赛的东道国，享有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有利因素，可以在激烈的商品竞争中增加我们的胜算。那时我国就会百国货品云集，万邦商贾朝圣，成为世界的中央市场，成为国际贸易的之邦。
　　
　　淮河流域的环境困境与洋县大米
　　淮河是淮河两岸人民的母亲河，它的河水就像乳汁一样滋润着两岸的土地和人民。近几十年来，由于人口的增长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大量的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淮河，结果河水日益浑浊，终于丧失了河流的功能。不但两岸人民的饮水成了问题，而且许多怪病到处流行。中央政府下定决心，一定要把淮河的污染问题解决。从一九九四年到二零零零年经过七年的奋斗，动员地方政府和人民，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终于使淮河的河水重新清澈，经国家环保总局检测，淮河水质达到三类标准。全国人民为此欢欣鼓舞，不仅是因为治理污染本身的成功，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了成功的经验，今后可以使我们国家的大好河山永葆山清水秀。
　　可是二零零四年夏季的一场洪水，使人们对未来的憧憬化为泡影。当各个水坝开闸泻洪的时候，淮河两岸人民共同豢养的一条污水形成的乌龙汹涌而下，乌黑发亮并散发着刺鼻的臭味，所到之处不但鱼死虾灭，而且没有任何生物可以幸存，淮河两岸刹那间变成人间地狱，场面极其恐怖，就是到了世界的末日，让人胆战心惊的程度也只不过如此。淮河两岸山还是那些山，水还是那些水，人还是那些人，几年里经历了污染、治理、再污染的过程。这也是中国严重污染和治理艰难困境的一个缩影。同时也证明用政治运动这种古老的方法解决现代社会极其复杂的环境污染问题是难以奏效的。
　　淮河流域的地方官员对此辩解时宣称：污染的主要原因是人口的增长，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缺乏环保资金。实际上，淮河流域这几年里，人口并没有多大的变化；而经济迅速增长显然是他们的政绩；至于缺乏环保资金肯定属实，对于政府而言不仅缺乏环保资金，所有的资金都缺乏。即使他们这几条理由都成立，也丝毫不能为他们严重的渎职和失职行为开脱。
　　人口增长是使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的重要原因，这一点是勿庸质疑的。当一条河流经一个小村镇时，把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河中对河水的影响不会太大，反而会增加一些鱼虾的食物。而流经一个大城市时，把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河中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污染不是人口问题直接造成的，但人口问题会加剧污染的程度。如果中国只有很少的人口，只有很少的企业，大家都随意排污，我们的家园也不会脏到哪儿去。但是在人口如此众多，居住如此拥挤的情况下，于是就出现了垃圾遍地，污水横流，我国主要大江、大河、大湖水体严重污染的状况。
　　可是我们必须看到，生产方式落后是造成污染的更重要的原因，因为即使人口少，同样可以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在我国西部的沙漠、草原和三江源头地区，那里并没有多少人口，但是由于生产方式落后，过垦过牧、乱挖发菜、冬虫夏草和金矿等，使草原受到极大的破坏，沙化严重，造成水源枯竭、沙尘暴等重大灾难。淮河流域再次受到严重污染，就是在人口没有增长的情况下发生的。
　　许多企业经济效益低下，根本就没有财力进行环保，有些企业的利润全部都是污染利润，如果强制它们减少排放，它们肯定破产。他们的生活状况非常贫穷，即使自己被污染，他们都要坚持生产，当污染只会影响下游或其他地方而不会影响自己或对自己影响不大时，它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把废气或废水排放出去，这样可以大大地减少企业的生产成本。于是以邻为壑的行为就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环保部门对这种情况的处理经常是处以罚款，表示已尽到自己的职责，实际上罚款的这笔资金只不过在官企一家的系统内部进行了转移，下游饱受污染之害的人民并没有得到丝毫的补偿。
　　地方政府在环境污染上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用千丝万缕的联系来形容政府与产生污染的企业的关系仍然不够准确，它们是一体的，这些企业是政府的财政收入的来源，政府是这些企业的所有者，即使有些企业不归政府所有，它们肯定是当地的税利大户。这些政府官员就算有最强烈的环保意识，当环保措施会切断自己粮道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踌躇不前，在继续污染和减少自身收入之间进行艰难的选择。如果自己的官位不受到影响，他们肯定会选择前者；反之，他们会选择后者。每当上级把环保作为政绩来检查的时候，他们就会做许多表面文章，而当这阵风过去，他们就会尽快地把积攒的废水排放出去，以尽可能地减少为应付检查所受到的经济损失。
　　一般人认为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一定是非常富有的，他们为富不仁，巧取豪夺，用破坏他人生态环境的方法为自己聚敛更多的钱财。但实际上，这些企业大多数非常贫困，他们只会用非常落后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特别是一些大中型国营企业设备老化，技术陈旧，资金困难，他们的利润几乎全部是由直接排放废气和废水节省出来的成本，它们在生死线上挣扎，许多别无他路的工人把一生都寄托在这些企业上，而且许多地方官员的工资也来自这些企业。如果把这些企业关、停、并、转，那无疑是把许多人推入悲惨的境地。这也是一个地方政府不愿意下狠手的原因。一边是饱受污染之苦，经济和身心受到极大伤害的人们，一边是面临关闭的企业和将要丧失收入的职工，他们都是我们的父老乡亲，他们的处境都应得到我们的同情。
　　但是我们必须清楚，环境污染是一种类似于抢劫盗窃的行为，它在本质上和盗窃抢劫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在自己获得财富时使他人受到伤害，更准确地说是通过损害他人来获得财富。它盗窃的是他人清新的空气、干净的水源和舒适的生存空间。贫穷不能成为盗窃抢劫的理由，贫穷同样也不能成为污染环境的理由。在我们国家盗窃抢劫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而污染环境却没有相应的完善法律。我们的生态环境问题如此严峻，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法制建设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所以环境保护不是一个技术问题，也不是一个人口问题，而是一个法制建设的问题。环境保护在技术上早已成熟，但是如果没有对环境保护完善的立法和执法，几乎没有人愿意使用那些价格高昂的设备。同样，如果没有对环境保护完善的立法和执法，无论人口多还是少，都会造成严重污染。当我们对环境保护有完备的法律时，人们知道污染到什么程度，就会坐多少年牢，就要给受害者多少赔偿，这时人们会重新确立自己的行为准则。大部分人就不会选择冒着判刑坐牢的风险去赚取污染利润。有些人把治理污染的希望寄托在有环保意识的“清”官上，罢免那些治污不力的“污”吏，这无疑是一个必要的措施，但必须有法制完善的前提，否则，又继续走上了用行政方法解决经济问题的老路，又陷入污染，治理，再污染的恶性循环，而且用人治不可能摆平隐藏在环境污染背后那些深刻而又复杂的利益冲突。我们还必须清楚，即使有完备的法律，保护生态环境，治理污染的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
　　陕西省的洋县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小县，它位于秦岭的大山之中。它之所以闻名于世，是因为在这里发现了世界上最后仅存的七只朱鹮。朱鹮是一种美丽的大鸟，原来在中国北方和东亚都有广泛的分布，但是由于人口的增加和人类生产的扩张使其栖息地遭受到严重的破坏，特别是农业生产使用的农药和化肥，给予朱鹮这个物种以毁灭性的打击，在极短的时间内，朱鹮几乎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绝迹。中国的科学家费尽千辛万苦走遍大半个中国，才在洋县发现了这七只朱鹮。这个发现虽然给人们带来极大的惊喜，而更多带来的是极度的忧虑。如果我们没有能够保护住这七只朱鹮，并使它们繁衍能达到维持自身种群的数量，我们将会成为人类的罪人，上对不起祖先，下对不起后代。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并给予大量拨款，但更重要的责任落到洋县人民身上，原来以森林采伐为主的财政收入因退耕还林已经大幅度减少，农民种植农作物还不能使用任何农药和化肥，使洋县的经济遇到严峻的考验。洋县人民深知自己责任重大，宁可自己经济受到极大的损失，也要保护好对自己和对人类都极其重要的这个国宝。即使粮食再减产，他们仍然坚持不用农药和化肥，虽然他们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尊敬，可是他们在经济上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没有人想到在这个时候食品市场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许多不法商人为了获取暴利，不惜在食品中添加各种有毒的化学药品。于是在市场上出现了许多有毒的食品——毒猪肉、毒海鲜、毒火腿等，农业生产上大量地使用农药和化肥，使各种农产品的质量和口感远不如以前。人民对食品的安全和质量出现了极度的恐慌和不满。而洋县的大米因为保护朱鹮而不能使用农药和化肥，在市场上成为价格很高而且信誉很好的抢手货，从各种绿色食品中脱颖而出。在洋县蓝天上自由翱翔的朱鹮不仅是洋县大米质量最好的证明，而且也是最优秀的广告设计师无法作出的广告。洋县人民并没有为保护环境付出自己准备付出的沉重代价，反而因保护环境得到了丰厚的经济回报。中国的一个古训“种善因，得善果”以奇特的方式在洋县人民身上得到验证。洋县的山还是那些山，水还是那些水，人还是那些人，而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朱鹮的数量越来越多。洋县人民通过自己的努力证明发展经济和环境保护是可以兼容的，尽管洋县是一个小县，它的成功依然对我们的环保工作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谁来雇佣我们
　　就业问题是中国各种问题里最令人沮丧的问题。城镇中无数下岗职工和各种待业人员已经让人头疼，农村还有几亿潜在失业人口，甚至比几个洲的人口都多。全世界发达国家的所有企业雇佣这些失业人口都不能满足就业需求。解决就业问题成为政府的重要目标，但结果总是新增失业人口大于新增就业人口。任何高招妙计在这个庞大的数字面前都是杯水车薪。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在文字上作些修改，工人失业叫下岗，毕业生失业叫待业，农民失业目前还没有想出新的名称，只好统计失业的时候只统计城镇失业人口，农村失业人口暂时忽略不计。用进口的方法可以解决粮食和资源问题，可是无论进口什么也解决不了失业问题。把失业人口输出到其他国家不失为一条好计，可是没有哪个国家愿意输入失业人口，即使有，谁又能容纳下这只人数如此之多的失业大军呢？
　　如果不是人口危机，还有什么可以引起如此严重的就业问题。特别是当自己求职的时候，就会发现有无数人和自己争夺饭碗，如果没有这么多的人口，竞争不会有这么激烈。这个说法看起来不错，可是我们细心观察一下，就会发觉和事实有相当大的出入。所谓人口危机，是人口和土地比较，人口多而土地少。在同样面积的土地上，如果人口稀少就不存在人口危机，人口越稠密人口危机就越严重。但是当我们注意求职者的流向时，却发现寻求职业的人群大都是由人口稀少的偏远落后地区向人口稠密的经济发达地区流动，他们的目的地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唐和各个大城市。和我们平常的观念完全相反，越是人口稀少的地区越没有就业机会，而越是人口稠密的地区就业机会越多。如果一定要把失业问题和人口相联系，那结论只能是人少造成失业，而人多造成就业。
　　就业问题是计划经济给我们留下的巨大遗产。计划经济的企业在计划经济的环境中还能生存，这些企业在政府的保护之下垄断经营，尽管效率低下，但是还没有破产之忧。可是一旦实行市场经济，各个企业在市场上残酷竞争的时候，计划经济的企业就像没有壳的软体动物，首先成为其他企业吞食的对象。再加上计划经济企业是一个极易滋生贪污腐败的温床，许多管理企业的官员个个在企业的经营上毫无建树，但在把国有资产占为己有上费尽心机。经常是在企业改制时，企业的资产已被搜刮得所剩无几。工人成为最可悲的牺牲品，他们把一生最好的岁月奉献给企业，可是当年老力衰时被一脚踢开，演绎了一出“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现代的悲剧。许多工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贪图安逸、不思进取，在业务上不求提高，已经在劳务市场成为最弱势群体，在招聘广告上还经常出现“三十五岁以上免谈”的字样，把下岗工人逼至绝境，只能靠社会最低保障惨淡度日。
　　但是相比之下，农村的就业状况更为严重。他们生活的地方贫穷、偏僻，交通和通讯极不发达，极度贫穷是农村的普遍现象。他们曾经为我国的工业化作出重大贡献，可是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建国几十年来，农村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在农村无人投资，也无资可投，外地客商更不愿意把他们的钱投到这些很难获利的穷乡僻壤。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只好成群结队地背井离乡，冒着千辛万险到城市或经济发达的地区去寻求就业机会。如果说只有几百万农民进城打工，那也只是城市化过程中的普通现象，可是当我们看到几千万、上亿的农民涌入城市找工作时，我们就不得不为我们的就业状况感到极度的忧虑。这也是许多人把就业困难归结于人口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业状况取决于投资环境的好坏，投资环境好，企业就容易生存和扩张，企业就需要更多的员工，就业状况得到改善；而投资环境不好，企业就会缩小生产规模甚至破产，企业就会解雇员工，就业状况就会恶化。就业状况更取决于改革开放进展的程度，那些人口稀少、地处偏远的地区改革开放的速度慢，所以就业状况不好；而改革开放较早的沿海地区人口密集，反而需要大量的工人。因为改善投资环境既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目标，也是改革开放的必然成果。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正因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所以它们的投资环境最好，因而也就成了全国民工的最大聚集地。
　　既然这是计划经济留下来的遗产，而且我们已经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可是为什么失业人口还是如此庞大？这是因为我们的改革开放还没有完全到位，计划经济的残余在经济领域里还发挥着相当重大的作用。
　　在计划经济中，为了管理种类繁多的行业，我们成立了几十个部，使我们的政府非常庞大。这样的政府就像一个坐轿的比抬轿的多的衙门，很难适应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对于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不可能作出及时和准确的反应。各种文山会海和政府内各部门之间永远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纷与扯皮消耗了政府很大一部分精力。政府这种头重脚轻的结构极大地削弱了政府管理社会的能力。当政府超过了适度的规模，政府的能力与它的规模成反比，政府规模越大，它的能力就越小。我们几次试图通过行政机构改革来缩小我们的政府规模，减少我们政府的工作人员，但是效果都不理想。我国三十个人中就有一个政府官员。我们本来应该用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财政收入，大部分成为这些官员的工资，还有许多地方政府甚至连工资都发不出去，经常靠举债度日。当我们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时，发现竟然很大一部分是政府拖欠的。在这些地方政府不得不为自己的生计而犯愁的时候，它哪有心思在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上下更大的工夫。如果这种状况继续发展下去，得不到解决的话，我们的社会就会像长期服用劣质奶粉的大头娃娃一样，一个瘦小而又营养不良的身躯难以支撑政府这颗巨大而又迟钝的头颅。政府本身应当是改善投资环境的最主要力量，结果政府本身的规模成了改善投资环境的不利因素。
　　如果我们的纳税人仅仅是干养着这么一大批无所事事的冗官冗员，我们就当养了些不能自食其力的残疾人，或许我们心理和我们的经济还能承受。可是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身体健壮、精力旺盛、胃口极佳，根本不是可以闲着的主。他们负责看管着我们国家的公共财产却监守自盗，在如何把国有资产和民脂民膏变为自己的私有财产上，不但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且近水楼台先得月。面对着大把大把的钞票，他们对可能受到的严厉惩罚毫无畏惧，有多少腐败分子倒下去，就会有多少贪官污吏跟上来，他们前赴后继，英勇卓绝，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们为“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作出最生动的诠释。如果老子还活着，他一定会把他的著名格言变成“官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我们本希望依靠企业来解决就业问题，可是这些寄生虫把他们贪婪的吸盘紧紧叮在企业身上，许多非常有活力的企业被吸的精干血尽，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企业还有什么可能再为就业作出贡献。
　　我们改革开放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把建设成一个法制的国家，我们在经济上获得骄人的成就，如果没有我们在法制建设上的努力是不可想象的。可是我们应该看到，我们在法制建设上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法官贪污腐败、不公正执法的现象时有发生，以至流传“大盖帽，两头翘，吃完原告吃被告。”的民谣。我们的法院的财政依赖于地方政府，在本地企业和异地企业发生纠纷需要法院主持公道时，我们的法官的判决经常是有利于本地企业，这时公正执法蜕变成“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师爷行道。在对环境污染和知识产权侵权的案件的审判上基本都是罚款了事，虽然地方财政增加了一笔收入，但无疑是对这种违法行为的鼓励。更有甚者，有些法院竟然也成为拖欠民工工资的当事人，民告官胜诉的可能性本来就很小，可当他们告的官是法官时，他们的处境是可想而知的。判决执行难是长期困扰我们司法界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当法院的判决成为不能兑现的白条时，我们庄严神圣的法律便形同虚设，也就不可能起到保护每一个公民的作用。经常那些拿着法院胜诉的判决的债主依然讨不回自己的债务时，只好求助于黑道上的人物，尽管这些人讨债的效率比法院高，可是这种行为给债主自己和社会都留下了极其严重的隐患。
　　社会治安是保证投资环境的重要内容之一，负责治安的公安系统有些方面也急需改善。有些公安局把罚款当作正常收入的来源，甚至把罚款金额落实到每一个干警头上，这时警察代表国家的执法行为经常就变成为个人谋私利的创收行为。著名的孙志刚案件最初的原因就是一个干警为了收取孙志刚一点儿罚款，而最终把这个年轻的大学生送上了黄泉之路。经常在各地媒体上报道的警察抓处女卖淫案，其目的也是为了罚款创收。这些处女通过医学检验的方法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并为自己讨回公道，可是还有多少被冤枉的妇女不是处女，因而不能用同样的方法证明自己的清白，我们无法得到准确的统计数字。成都火车站警察和小偷联手作案的报道让人触目惊心，如果一个或几个警察从事这种下作的勾当，在影视剧里倒是司空见惯，可是警察成建制地在自己的辖区内，大规模地包庇小偷并坐地分赃这种情节的确少见，这些警务人员贪婪和愚蠢的程度让人难以信置。警察腐败直接破坏投资环境的例子发生在陕西省临潼县。县长好不容易拉来几个愿意在临潼县投资的外地客商，他们在晚上打牌时，被治安人员以聚众赌博为由每人罚了一些钱。结果这几个客商连夜逃离临潼县。县长知道后，急忙追赶，其热情不亚于萧何月下追韩信，追上后，县长尽管苦口婆心地劝说，最终也未能使他们回心转意。
　　虽然贪官污吏只是些个别的害群之马，由于他们的存在，使我们改革开放、改善投资环境的努力打了很多折扣。当老鼠掉进锅里的时候，我们讨论其数量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掉进投资环境这个锅里的老鼠再少，即使只有一个，这个锅里的汤的质量同样会出现严重的问题，还有哪个投资者敢喝锅里的汤呢？我国投资环境不能令人十分满意，贪污腐败就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如果我们的地方政府在惩治贪污腐败上多下一些工夫，少在“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各种伪节日和作秀式的招商引资经贸恰谈会上做文章，其效果要好的多。
　　我们的某些产业政策成为改善投资环境的阻力。我们最富有经济活力最能解决就业的民营企业不能进入许多行业，如航空、电讯、铁路、石油和军工等，而这些行业恰恰是国民经济中的大头儿。这些行业在维护它们垄断经营的地位上妙招叠出，可是它们在解决就业问题上乏善可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根据国民待遇条款，外商在这些行业投资时享受本国公民的待遇。依靠世界贸易组织的条款，才打破了这些行业垄断的坚冰，我们的民营企业因为搭上了外商的便车，才具有了进入这些行业的权利。可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条款贯彻实行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而我们的就业问题却迫在眉睫。
　　我们的税率也不能适应改善投资环境的要求。我们的税率和其他国家比较起来不高，但是我们对企业收取了各种名目繁多而且莫名其妙的费，这对投资环境的影响是非常消极的。我们的就业形势比任何国家都要严峻，如果我们实行低税率和减少各种费，就可以加快企业成长和壮大的速度，从而使就业问题得到缓解。低税率是对政府能力的挑战，政府能力强，用较少的钱就可以把社会治理好，而能力差的政府用很多钱把社会也治理不好。政府的财政支出，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一个对纳税人负责的政府，应该尽可能地少收纳税人的钱，管好并用好这笔钱。在中国古代，轻徭薄赋是使王朝繁荣昌盛的明智之举；而横征暴敛则是王朝衰败的不祥之兆。我国最近减免农业税就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如果能把减税政策推广到所有行业，我们的企业就能大踏步的发展，就可以成为解决就业问题的主力军。
　　最小的政府是否是最好的政府在理论上还有争议，如果说在把社会治理好的前提下，花钱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这肯定会得到广泛的赞同。可是我们经常在报刊杂志上可以看到这样的报道：我们的税收大幅度增长，我们的财政收入的增长超过国民总产值的增长。作为税务部门向上级表功这种说法还能让人理解，如果把这作为政府的一个目标，那将是十分危险的事情，这样迟早会使我国成为一个高税率的国家。
　　如果我们能够大幅度地缩小政府的规模，使我国的法制制度更加完善，把贪污腐败遏制在一个可容忍的范围内，尽快地放宽对各行业的限制而且实施尽可能低的税率，我们就能创造出适合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气候和土壤，这时，各门各类的企业就会像雨后春笋一样破土而出并茁壮成长；我们也就等于栽种了枝繁叶茂的梧桐树，一定能引得外商投资的凤凰来。当我们造就出一个完善的投资环境时，那些具有创业才能的人就能从求职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企业主或老板，每多一个老板就会少一个求职者，我国的劳动力当中如果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成为企业主或老板时，我们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再加上外资企业的加入，我们就有可能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就业这一世纪难题。
　　就业状况的好坏取决于投资环境的好坏，和人口的多寡没有多少必然联系，即使谁能在理论上证明大量的失业是由于大量的人口造成的，在实践上对于解决就业难的问题没有任何帮助，因为他肯定没有能力减少人口的数量，特别是我国农村存在的几亿潜在失业人口。面对着这庞大的失业人口，我们不可能减少人口，我们只能减少失业，我们也只能在改善投资环境上作出努力，这是解决就业难的最根本方法，也是唯一的方法。
　　我国当前面临的三农问题，既农业、农民、农村问题和城市化问题归结起来都是就业问题。当就业问题得以解决并达到充分就业的时候，这两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时我们对统计的观念就会发生变化，我们不再用国民生产总值去除以人口总数，这样，人口这个分子越大人均值越小，人口越少越好；而我们用人均产值去乘以人口总数，这样，人口越多国民生产总值越大，人口越多越好。人多力量大也不再成为研究人口过剩时的讽刺用语，可以恢复它原来的真实含义。
　　
　　
　　
　　这是一篇千古奇文，其中惊世骇俗的观点让所有的人震惊。它以雄辩的事实和严密的推理彻底否定了人们长期信奉的传统观念。通篇文章波澜壮阔、气势如虹，文笔流畅幽默，即使对本文章观点持强烈反对态度的人，也会在阅读中获得极大的愉快。
　　
　　
　　中国存在人口危机吗？（二）
　　
　　 西安交通大学 王紫安 陈妍子
　　我们的城市为何如此拥挤？
　　在中国的大城市，永远可以看到人海如潮的现象，人口危机似乎可以得到充分的验证。在其他国家只有在狂欢节才有的街上的滚滚人流，在中国却是城市日常的景观。城市就像一个法力无边的巫师，在科学技术水平、生产能力，资源和土地相同的情况下，总能变出比别的地方多得多的财富。城市成为一个巨大的磁石，把人们从四面八方引来，以寻求自己新的机会。各路才子到城市施展自己的才华，以实现自己发财致富的美梦；各方佳人到城市显示自己的美貌，以实现自己灰姑娘成功的幻想。这里不仅是财富创造者的天堂，同时也是小偷，乞丐，妓女的乐土。虽然城市的法制制度比其他地方要完善得多，但是他们在权衡风险和利益之后，他们发现在城市尽管有较高的风险，但可以获得比其他地方多得多的利益。由于他们的加盟，使治安状况恶化，城市治安的费用节节攀升。于是城市显得光怪陆离，色彩斑斓，更增加了城市对各色人等的魅力。
　　在这个人口迁移的大军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农民工了。他们在城市里干的是最艰苦的工作，挣的是最低的工资，住的是最简陋的房子，吃的是最粗糙的食物。他们的境遇是城市人不敢想象的。但是每年仍然有大量的农民加入这支队伍。因为只有城市才给他们一线希望，他们才有脱贫的可能性，而致富则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梦想。但如果留在农村，他们的情况更加糟糕。另一方面造成的结果是农村人口大量流失，特别是偏远的山区，青壮年劳力基本上都出外打工，只留下老弱妇孺，眼看着一座座山庄凋敝，土地荒芜，呈现出一幅家园即将消失的凄凉图画。但它意想不到地带来退耕还林，恢复生态的效果。而且不需要任何宣传动员，不需要国家的补贴，完全是一种自愿的行为。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自然趋势。
　　虽然有很多人抱怨城市太拥挤，但是并没有影响大批大批的人口像灯蛾扑火一样涌入城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是因为城市人口的拥挤能大幅度地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益。经济发展需要一定的人口密度，而且人口越稠密，经济越发展，而大城市恰恰把人口的密度发展到极致。工业企业越密集，交易和运输费用越低，越能促进企业间的分工协作。服务业越拥挤就越繁荣，传统观念认为，一条街上有一家商店，生意好做，如果有几家商店竞争，生意就非常难做，但是当一条街全是同类商品的店铺时，这条街就会异常繁荣，这就是挤出来的效益。而且很多特殊的服务业如古董、摄影器材等也只有在拥挤的大城市才能生存，大型体育和文艺活动也只有在有密集而大量的人口时才有利可图。水电、电话、排污等管线的铺设也是人口越密集，成本越低，因而利润也就越高。人口越密集，各类专业人才越齐全，给各行各业提供了充分的后备劳动力。从另一方面看，由于各行各业拥挤造成的繁荣，也给这些劳动力提供了充分的就业机会。这也就是农民大规模涌入城市的原因。人口越密集，信息传播的速度越快，企业与企业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企业与个人之间都能作出最快的反应，所以城市中充满了各种机会和钱的气息。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城市效应。由于城市效应，人口越密集，城市越大，经济效益就越高，产生的财富就越多。所以那些像灯蛾扑火涌入城市的人他们并没有被城市这一团烈火烧为灰烬，而大多数人都在城市中获得新生，他们的收入和生活质量都得到明显提高。他们不但希望自己在城市中生活工作，买房置业，生儿育女，而且希望他们的子子孙孙也在城市里繁衍生息。
　　我国单中心形式的城市也是造成城市拥挤的原因。我国大部分城市都是以政府为中心，就像太阳系以太阳为中心一样，各个企业、事业单位以政府为中心，在各自的轨道上运行，由于政府掌握着各种资源，谁离政府越近，谁从政府那里得到的光和热就越多，大家都争先恐后地缩短和政府在地理上的距离，结果是在城市布局上，离政府越近，密度越大，离政府越远，密度越低。造成城市中心交通堵塞，污染严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很多城市用增加环城路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对其目标而言是南辕北辙，因为增加环城路的环数，只能加大城市的规模，丝毫不能减低城市中心的密度，甚至会增加城市中心的密度，环城路环数越多，其靶心地区肯定越拥挤。这种趋势还在继续发展，直到政府因为位置的原因不能发挥其职能的时候，才会考虑是否把政府从城市中心迁移出去。青岛、杭州等城市在这方面就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建设地铁和轻轨铁路也没有能够解决城市中心交通拥挤的问题，在城市规模和人口不变的情况下，用这种方法，城市中心密度高和交通堵塞的问题可以得到缓和，可是在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和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这种方法和增加环城路的环数一样，只能使中心地区越来越拥挤。
　　中国城市道路是马车时代的道路，当世界上小汽车逐步进入家庭的时候，我国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在计划经济时代，计划经济的官员认为中国不适合发展家庭汽车，中国的老百姓应该使用便宜、体积小、不消耗能源的自行车。使用自行车的优点显而易见，和普通百姓的消费能力相适应、不污染环境、在上下班的同时也锻炼了身体。而小汽车只有一定级别的干部才有资格使用，而且什么级别的干部使用什么级别的汽车有严格的规定，这和封建社会几品官员坐几抬大轿如出一辙，于是小汽车有一个极有中国特色的称呼——“轿”车。所以，中国城市交通没有走向汽车时代，而是由马车时代进入了自行车时代，城市的交通规划基本沿袭了马车时代道路的格局，自行车占用道路的面积比马车还要小，所以道路并不需要大规模拓宽；当时居民的院落尽管狭小，但是还有停放自行车的空间，所以也用不着修建专门的停车场。当时的大城市人口虽然也非常密集，但是城市的道路还基本能适应以自行车为主的交通需要。结果我们的城市规划根本没有为汽车时代作准备。可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小汽车在很短的时间内由特权阶层的专用物品，变成普通百姓的日常用品，在我们的城市规划还没反应过来之前，汽车就已摆满了我们的街道。当我们长期追寻的汽车梦终于实现的时候，才发觉我们的汽车经常被堵塞在道路上不能移动，我们出行的速度甚至比自行车还要慢。这并不是人口增加造成的结果，而是交通工具变化造成的结果，其根本原因是马车时代的道路不可能适应汽车时代的交通。
　　对土地严格控制也是造成城市拥挤的重要原因。当城市扩张和人口增加的时候，如果没有足够的新增土地用于城市建设，城市原有的土地价格就会飞涨，为了应付土地价格飞涨，只有修建高层建筑，高层建筑能容纳更多的人口，结果城市更加拥挤，地价更加高涨。地价进一步上涨，只好修建更高的建筑，进入新一轮的循环。结果地价、建筑、人口竞相攀比，互为因果，节节高升。在这个循环过程中，虽然城市的生活质量有所下降，可是因为拥挤产生的城市效应也随之不断再创新高。因此吸引更多的人口进入城市，使城市挤上加挤。同样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新增土地，为了修建更高的建筑，只好在原有的土地上拆了建，建了拆，反复折腾，不但浪费了许多人力物力，而且使许多具有文物价值的建筑荡然无存，那些热中于文物保护的人士为此深感痛惜，扼腕长叹。
　　只要我们取消对城市用地的严格控制，把单中心的城市改变为多中心的网络状城市，不盲目追求高层建筑，我们的城市拥挤状况就可以得到缓和，就可以在提高市民居住环境质量和取得城市效应之间得到某种程度上的平衡。否则，由于城市迅速扩张和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城市拥挤的状况将长期持续并发展下去，因为进城的大部分人在经济效益和生活质量之间选择了前者。只有当一大部分人相当富裕，准备退出名利场，金盆洗手归隐山林的时候，这种趋势才能缓和。
　　尽管城市在迅速的扩张中，会出现人口拥挤、空气和噪音污染、垃圾围城、交通堵塞、就业难和犯罪率高等问题，但是这个进程是不可抗拒的，因为城市化的积极的方面远大于它消极的方面。设想如果我国每一个省都有一个或几个像北京或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全国的人口的大多数都居住在这样的大城市中，那我们的企业的效益就会大幅度提高，我们的平均工资就会大幅度增长，我们的综合国力就会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因此我国不但需要人口拥挤的大城市，而且需要很多人口拥挤的大城市。我国人口众多在这个方面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同时我们应当看到，人们向城市迁移，增加了城市的人口，但是没有增加我国的总人口，城市每增加一个人，同时意味着其他地方减少一个人。
　　在我们探讨中国的城市为什么如此拥挤时，我们必须清楚这种拥挤的状况只是在大城市存在，而那些小城市并不存在这种现象，那些小城市非但没有感到拥挤，反而千方百计招商引资，招兵买马，要使自己的城市拥挤起来，以获得拥挤产生的经济效益。用大城市拥挤来证明人口危机似乎很有说服力，可是把同样的逻辑用在小城市上却能得出相反的结论。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没有粮食资源危机，失业和污染问题也不完全是人口的原因，这并不能说人口众多是一件好事情。设想如果我国只有一亿人口，那将是一个什么景象。我们的土地不但能供给我们充足的粮食，而且我们还能成为重要的粮食出口国。我们有广袤的森林，我们可以随意采伐，森林的生长量永远超过采伐量。到处都是野生动物的乐园，我们可以以狩猎为娱乐，野生动物的繁殖量可以永远保持它们种群的稳定。我们可以随意地排放废气、废水，自然的自净能力远远地超过了我们的污染能力。我们有足够的土地,可以给每一个中小学修建一个或几个足球场，我们的足球运动就像乒乓球一样普及，每逢世界杯大赛之际，我们就不会老是等待着早已预料但又不愿接受的比赛结果。我们每一对夫妻愿意生几个孩子就生几个孩子，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不会有任何人加以干涉。我们也不用实行计划生育这个成本高昂、又遭人非议的基本国策。我们可以像亚当和夏娃一样，在伊甸园里无忧无虑地生活，享受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上帝的馈赠。
　　可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是,我们近十几亿人口（2003年的统计数字是十二亿九千六百万）,生活在一块相对狭窄的土地上,城市拥挤,污染严重，就业困难。况且每一个人一出生都有生存、发展和繁衍后代的权力。没有任何人因为生存空间拥挤，有权力要求其他人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也没有任何人有能力改变当前的人口的数量，计划生育也只能控制未来远期的人口，解决不了我们现在的燃眉之急。“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如果说“矛盾双方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是永恒的客观真理的话，我们只好认真考虑一下人口众多的这个祸端究竟能有什么福所倚呢？
　　首先，我国十几亿人口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统一市场，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统一市场的人口加起来只相当我们的二分之一。在这个市场里实行统一的法律、制度，使用统一的语言文字，十几人口有着相同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这个市场让世界上所有的生产商都垂涎三尺，这个市场上只要有十分之一的人购买他的商品，就比他自己国家每一个人都购买他的商品的销售量要大的多。自从西方国家工业革命后，它们为了寻找新的市场，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无论是上一个世纪西方列强用炮舰轰开我国的大门的无耻行径，还是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西方发达国家漫天要价，而且死不松口的卑劣作为都证明它们太向往我们这个巨大的市场。它们把我们人口众多的市场视为无价之宝，其价值远远超过世界上最宝贵的矿藏。形成巨大反差的是西方国家把我们人口众多视为珍宝，而我们把人口众多视为祸端。我们并不是缺乏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也不是缺乏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仁者爱人”是我们儒教传统的核心，“为人民服务”则上我们现代行为的准则。我们对我们人口恐惧的原因是我们长期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特征是短缺，不仅短缺资源，而且短缺商品，参与分配的人越多，每个人得到的就越少，人口就显得过剩。而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过剩的是商品，缺乏的是市场，消费商品的人越多，利润就越大。因此同样是十几亿人口，在各自眼中的祸福是不同的。
　　这个巨大市场给我国的企业带来极大的好处，任何产品只要适销对路，很快就有许多买主，企业可以以极快的速度扩张，从规模经济中获得好处。我们的企业为什么不像国外企业对我国的市场如此着迷，为什么生在福中不知福呢？是因为它们生于此，长于此，在这个市场上如鱼得水，他们就和鱼一样，生在水中不知水。如果让他们在一个小国发展，他们就会发现那里很难施展拳脚，企业只能成为尺泽之鲵，根本成不了大洋之鲲。就连那些生产假冒伪劣商品的不法商人，在这个市场上也得到了很大的甜头，当人们还没有发现他们的产品是假冒伪劣之前，就已流散到全国各地，查禁它们非常困难。
　　其次，我国众多的人口给我们的企业带来极旺的人气。这个巨大市场的十几亿人口对企业而言意味着极大的商机。每一个商店老板看着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即使他们不进入自己的商店，也会感到欢欣鼓舞。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感觉往往是不同的。在公共汽车上，人越挤坐车的人就越难受；但对于营运的司机，人越挤他越高兴，因为他可以卖出更多的车票。在旅游景点，游客经常抱怨游人太多，以至于不像休闲而像赶集；而景点的经营者仍然感到人不够多，和他们的创收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如果真像我们开始想象的那样，中国只有一亿人口的话，那我们的旅游将是一种莫大的享受，我们可以尽情地体会恬静、优美、田园牧歌般的意境；但景点的经营者就不得不为他们的营业额而忧心忡忡。老板们希望的是人声鼎沸、车水马龙，因为只有无数顾客纷纷致，才能不尽财源滚滚来；如果自己商店是门前冷落车马稀的话，那老板们的心情一定比《琵琶行》中的琵琶女还要更加伤心，更加幽怨。大部分消费者不明白，正是因为有如此众多的消费者，才形成规模生产，才有中国市场上如此丰富多彩、物美价廉的商品。随着我们市场经济的发展，当我们一大部分人成为生产者或老板，把自己的产品推向市场时，我们就会觉得我们中国十几亿人个个可亲可爱，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潜在的买主，决不会因众多的人口感到震撼和恐惧。
　　第三，人口众多给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富廉价的劳动力。在世界市场上激烈的竞争中，我国的纺织、家电等产品横扫千军，所向无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有廉价的劳动力。那有人问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劳动力成本肯定要升高，我们还能保持我们商品的竞争力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劳动力价格上涨意味着我们的技术水平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我们将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与他人竞争，因此我们依然能保持我们的竞争力。更重要的是我们发展经济的目标就是提高人民的收入，即是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或许劳动力成本升高会影响我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但离我们经济发展的目标更近一些，这也正是祸兮福所倚。
　　中国众多的人口是福还是祸，取决于我们的行为。如果我们的行为正确，那将是祸兮福所倚；如果我们的行为错误，那将是福兮祸所伏。
　　人口众多还有一个经常被我们忽视的好处，它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安全。如果我们和其他国家发生冲突时，我们的对手面对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绝对不敢轻举妄动，即使它们有再先进强大的军事力量，在我们的人海战术面前也会望而生畏。因为它们清楚地知道，我们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掀起的惊涛骇浪，全球四大洋合起来的巨浪都不能与之相比。因此额外为我们省去了一笔国防费用。
　　
　　人口危机理论的出现与终结
　　计划经济是高度集中管理的经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的生产资料、原材料由政府统一调拨，产品也由政府统一分配。企业没有经营自主权，不能获得利润，一切经营活动必须按上级的计划进行；每一个人做什么工作、做多少工作都由计划决定。同样个人的收入也由计划决定，按劳取酬只能在教科书上看到。当人的收入不与劳动成果挂钩时，偷工减料、人浮于事成为普遍的现象，当时能混上病假是非常让人羡慕的本事。计划经济就像一条由臭又长的裹脚布，层层叠叠地裹在每一个企业和每一个个人身上，使企业和个人都失去了活力，使经济的肌体不能正常成长。
　　农业走的是集体化的道路，由原来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变为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生产，产品也由集体分配。当时无论怎样向农民灌输集体主义思想，对生产漠不关心、出工不出活依然成为普遍的现象。最主要的产品粮食是按工分和人口分配，于是每一个家庭都尽可能地多生孩子，以便在分配时能得到更多的份额。据称这种生产的组织形式和产品的分配形式能极大地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实践的结果和这种说法大相径庭，只是没有想到它们在鼓励生育上显示出极高的效率，给日后的人口控制带来了许多困难。
　　在山西有一个叫大寨的村子，被立为发展农业的典型，它的事迹是把这个村子的几个山沟峁梁平了又挖、挖了又平，折腾了几个回合，号称粮食大幅度增产，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仅这一个村子从事这种即劳民伤财，又无经济效益的活动那也无伤大雅，因为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但是把这变成一个全国性的运动，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全国各地到处开山造地，开草原造地，围海、围湖、围河造田，使我国的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的破坏。1998年长江流域的那场洪水就是其恶果的充分显示。我们这才赶快亡羊补牢，花巨资退耕还林、还草，退田还海、还湖、还河，以恢复被严重破坏的生态环境。我们现在还必须为我们几十年前的愚蠢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们最能创造财富的人，农村的致富能手，民营企业家，优秀的知识分子在当时被叫做地主、富农、资本家和右派分子，成为打击的对象。即使重用他们，让他们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工作，他们都不可能有所作为，因为再优秀的人物也只能是计划经济机器上的齿轮或螺丝钉。何况他们被关的关，抓的抓，整的整，许多人最后死于非命。反而最不会创造财富的人却受到追捧，贫农和雇农（如果现在他们肯定是我们的扶贫对象，是我们的财政负担）是主要的依靠的对象，如果谁家三代都是乞丐，那他就成为“红五类”(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下中农、雇农)中的极品，他肯定会委以重任，就连革命干部子女见了乞丐的后裔都深感底气不足，不敢与之竞争，他们的父母有尽管有权有势，可还有成为黑帮的风险，他们随时有可能沦落到地主、富农、资本家和右派分子的行列，而三代乞丐这顶桂冠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这些人搞搞政治运动、整整人或跳跳忠字舞或许还能胜任，但如果管理经济，确实让他们勉为其难。在一个奇怪的经济体制下，由这么一批奇怪的人物来管理我们的基层经济，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经济几乎全面崩溃，全国极度贫穷，所有商品严重匮乏。
　　一切分配也纳入计划的轨道。大至粮食、钢铁、飞机、大炮，小至臭豆腐、尿布、针头线脑都由政府计划分配。甚至全国人民一年应该看几场电影几场戏都是计划官员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他们就像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全能的慈父一样，对全国人民的各种需求了如指掌，因此能对所有商品的数量作出精确的计划。如果他们真能够把老百姓关怀的无微不至，把老百姓的需要都安排得周周到到，那这也是一种让老百姓非常省心的经济制度，可是他们在分配时表现得极其吝啬，一个月二十几斤粮，四两油，半斤肉，一年不到一丈布，而且凭票供应，即使有钱也买不到。这种物品匮乏的生活让现代人难以想象。计划经济使社会财富没有生产出来，即使他们想给人们多分配一些，也无能为力。
　　尽管把所有的生产活动都进行了计划，可是百密一疏，把最该计划的人口生产却没有纳入计划。当时所有的娱乐机会都没有了，生孩子成为人们的主要乐趣，结果人口高速增长。等反应过来再实行计划生育时，人口增长的巨大惯性却难以停下来。原来可分配的物品就以非常匮乏，又有大量的新增人口参与分配，使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更加尖锐。
　　计划经济的理论家既要证明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又要为严酷的现实涂脂抹粉，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尽管他们都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的职业选手，在鼓吹我们取得了伟大的经济成就上不遗余力，但是面对如此巨大的经济灾难确实难以自圆其说。把其归咎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或地主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其历史又过于遥远，很难建立因果关系。于是把巨大的人口当成经济政策失败的替罪羊是顺理成章的事。“我们的经济成就是巨大的，但是我们的人口增长过快，所以我们的人均产值低。”便成了自欺欺人的标准台词。人口危机的理论就这样被炮制出炉，此后，无论是粮食、土地、资源，还是环境、就业等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全部归罪与人口，这种方法很容易被大家接受，并延续至今。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逐步摈弃了效率低下的计划经济，而实行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人类历史发展自然形成的经济制度，政府对经济活动基本上不加以干预，商品的价格由市场决定。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的积极性都可以得到充分发挥，并获得相应的利益。在我们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市场经济实行到哪一个领域，哪一个领域就得到迅速发展，产品就会极大的丰富。首先在农业上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就像变魔术一样，使大量的农产品突然在市场上涌现出来，长期困扰我们的饥饿现象从此消失。然后是纺织品、家电等行业，原来需要票证才能买到的商品，现在在商店随处可见，而且品种之多、价格之廉让人难以想象。这些商品由供不应求变成供过于求，生产商急于把他们的商品推销出去，各种广告满天飞，许多野广告贴遍大街小巷，成为城市市容难以根治的痼疾；我们经常看电视正在兴趣昂然之时却被广告打断，让人十分扫兴。当我们被铺天盖地的广告骚扰得心烦意乱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告别了短缺时代，进入了供过于求的时代。可是很少有人关注过，当商品供应充分，短缺消失时，我们的人口却比粮食和物品短缺时代要多得多，显然人口的多寡与物品的是否短缺没有必然联系。
　　各路企业为了争夺市场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价格大战硝烟四起，其惨烈的程度不亚于血肉横飞的真实战场。许多在竞争中深感功力不足的企业高声呼吁，要规范市场秩序，避免恶性竞争。他们哪里知道，在市场经济里，本来就没有良性竞争，竞争不可能像花前月下的亲亲我我，或幽林海滩的闲庭信步，竞争就像野兽之间你死我活的凶猛搏斗，只有咬败对手才能得到母兽和生存空间。许多企业组成价格联盟，企图用这种方式维持他们“合理”的利润。但回回好景不长，由于总是相互之间背信弃义，导致联盟破裂，新一轮的价格大战重新开始。消费者一边兴高采烈地看着这一出出竞相降价的连台好戏，一边把持好自己的钱袋，准备最后坐收渔利。每一轮竞争后，总有一批企业被淘汰出局，那些幸免于难的企业尽管元气大伤，却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功夫，在日后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显示出极强的适应性。而那些至今还是计划经济模式的企业，虽然赖在政府的襁褓中受到政府的精心呵护，却像一个永远长不大的患有严重软骨病的畸形儿，它们没有任何进取之心，它们的绝招就是撒娇哭喊，表示自己的产业是民族产业，应该得到更多的保护，如果不给予它们保护不仅大逆不道而且天理不容，它们不会也不敢进行这种激烈的竞争。但是它们对消费者却是一副狰狞的面孔，他们永远出售的是质次价高的产品，而且经常收取非常奇怪的不合理的费用，消费者对此怨声载道，却哭诉无门，因为政府管理部门和这些企业是一体的，他们联手做着生意。这些企业占据着大量的生产资料，却给社会提供很少的产品。哪些行业还实行计划管理，哪些行业就依然存在着短缺，像电网经常拉闸限电，火车购票难就是很好的例证。只要这些行业继续实行计划经济，它们将永远是我们经济发展的瓶颈。
　　人口危机的理论源于计划经济所造成的社会财富短缺，当我们市场经济日趋完善，所有的行业都由卖方经济转变为买方经济，社会财富的增长远远大于人口的增长时，人口危机就不存在，人口危机理论也就也就走到了它的尽头。所以我们必须分清我们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是人口造成的还是我们的政策失误造成的。如果是我们政策失误，无论我们在人口上如何下工夫，也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把现实的问题归结于人口的数量不仅是逃避和推卸责任，而且是一种无能的表现。
　　
　　信息时代与人口
　　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同时，我们在各个领域和国际接轨，我们就随着世界发展的潮流进入了信息时代。信息时代是和人类以往所有的时代完全不同的时代。
　　在农业时代，人类的生产主要依赖于土地，。土地的多寡不仅决定着国家是否能繁荣昌盛，人民是否能丰衣足食，而且决定着民族繁衍生息是否有足够的空间。社会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其他行业依赖于农业的发展，农业繁荣它们就繁荣，农业衰败它们就衰败。有关土地的法律是最主要的法律，如井田制，均田制，田亩制等。灌溉土地的工程是最主要的工程，历朝历代为此耗费了朝廷大量的银两和百姓的大量劳役。战争主要是争夺土地的战争，军事将领的任务非常明确，攻方是攻城掠地，而守方是保卫国土。小国寡民意味着土地窄小兵员不足，时刻有被他国并吞的危险；而哪个国家有沃野千里，那肯定可以养得起雄兵百万，不但可以确保本国的安全，而且有机会还可以攻占更多别国的土地。土地和粮食是农业时代最主要的财富，谁家富有那一定家有万顷良田，谁家一贫如洗，那肯定是下无立锥之地。如果谁能“高筑墙，广积粮”，他就可以成为一方霸主；如果谁高风亮节，不依附权贵，他的表现形式是“不为五斗米折腰”。
　　虽然在农业时代我国曾经有过高度的繁荣，但是土地承载人口的能力是有限的，每当人口超过土地的承载能力时，土地收益递减规律就会发生作用，粮食就会出现短缺，人口就会过剩。在农业社会的框架内，由于封建王朝实行抑制工商业发展的政策，生产力得不到充分发展，所以人口过剩的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这时如果再出现天灾，人口过剩和政治腐败这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就会造成大规模的饥荒、社会动乱和连年的战争，其结果是王朝覆灭和人口锐减。历史的发展证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无稽之谈，但是这个理论在解释农业时代的土地和人口的关系上仍然是丝丝入扣。
　　工业时代是依赖资源的时代，钢铁，机电、化工、能源等都是以自然资源为原材料的产业。资源在生产中却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为工业生产是一个改变和消耗资源的过程。强国由原来的产粮国被新兴的钢铁大国取代，衡量一国的财富首先看年产多少万吨钢铁。钢铁、汽车、建筑，船舶等由资源转化成的产品成了社会的主要财富。土地在生产过程中退居到无足轻重的地位。盛产石油的国家依靠石油这种资源在经济上异军突起，一夜暴富，用“富得流油”这个成语形容它们再贴切不过，显示出中国语言文字的准确与魅力。
　　工业时代的生产主要是获得资源和加工资源，人类把各种矿石资源从地下挖掘出来，冶炼成钢铁和各种金属，用它们制造成大大小小被称为机器的各种怪物，取代牛马和原始的生产工具，这些怪物在另外两种资源——石油和煤的驱动下，从不休息而且从不疲倦地工作。人类再用这些怪物把更多资源从地下挖掘出来，再用这些怪物把挖掘出来的资源加工成更多的怪物，周而复始，永不停息。这些金属怪物也使人类的交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们的容量和速度是以往的任何交通工具都不能与之相比，它们能把人员和物资以极短的时间和极便宜的价格运送到世界各地，所以世界每一个角落的资源都被挖掘出来，没有什么地方可以逃避工业开发的命运。工业时代建筑和农业时代也大不相同，由韧性和钢性都极好的钢铁和水泥（也是一种非常消耗能源的物品）取代了土木石等自然的建筑材料，于是无数体积庞大，面貌丑陋的建筑拔地而起，尽管其中不乏隽永经典的传世之作，但大部分如厂房、烟囱、仓库等都难看的出奇，它们内部燃烧着熊熊烈火，冒出滚滚浓烟，发出刺鼻的味道和震耳欲聋的声音，完全像魔鬼的宫殿。它们散落在世界各地，使许多才子佳人所迷恋的诗情画意的原始景观荡然无存。在资源的支撑下，人类获得了超凡的征服自然的能力，人类极大地改变了自己生存的世界，也极大地改变了人类自身，人类的生活得到了空前的改善，创造出了远远超过农业时代的辉煌灿烂的工业文明。
　　工业时代的战争不仅是为了争夺土地，更是为了争夺资源。日本侵略中国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掠夺资源，他们声称没有中国的铁矿和煤炭，大和民族就无法生存。中东的战争之所以连绵不断，就是因为那里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战争的形式也和农业时代大不相同，农业时代的战争是交战国之间兵甲和粮草的较量，工业时代的战争则是交战国之间钢铁与炸药的抗衡。农业时代那些身体健壮、武功卓绝的好汉凭借他们的匹夫之勇就可以演绎一出出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可是到了工业时代，这类昔日的战斗英雄在坦克、飞机、大炮这些金属怪物面前完全失去了用武之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和轴心国的军事将领们在战略战术上真可谓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可是美国这个巨大的工业基地生产能力太强，当大量的军事物资从美国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时，轴心国的那些才华横溢的将领和他们率领的英勇善战的军队很快就被打得丢盔弃甲，完全丧失了招架之功，哪里还有还手之力。我们可以说德、日、意轴心国的失败是政治、经济、道义上的全面失败，但是军事上失败的直接原因无疑是资源上的失败。
　　工业时代消耗资源的生产，虽然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提高了人类的生存质量，可是为了获取资源，人们在地球表面到处开窗打洞，把地球弄得千疮百孔；大量地采伐森林，使许多原始森林丧失殆尽。地球的生态系统遭受的严重的破坏。同时消耗资源的生产，还附带产生出大量的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使我们的环境受到严重污染。人类的初衷是通过工业生产把世界变成人间的乐土，结果有些地方垃圾遍地，臭气熏天，污水横流，成了人间地狱。而且资源在我们这个小小的星球上的数量是有限的，其中很多资源是不可再生的，生产按照工业时代的速度扩张下去，资源迟早要被用尽而枯竭。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因资源和环境问题而借尸还魂，这些理论家认为，资源和环境是有限的，它不允许人类的经济生产无限制的扩张，人类的生产已经到达了它的极限。人口危机理论在资源和环境上重新找到了它的理论基础。
　　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人类经济活动是发现物质、改变物质、生产物质和消费物质，是以物为中心的时代。所以物欲横流，拜物教盛行。当人类进入信息时代以后，经济活动的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信息时代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时代，人的生命、人的健康、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人的才华和人的容貌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生产物质的行业——农业和工业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而直接为人服务的行业——服务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最主要行业。
　　教育产业可能是对人类发展影响最为深刻的产业，它是信息产生、传播和扩散的基地。成千上万的人作为原料经教育产业加工成成品后，这些人在身高、体重和外型上没有多大的变化，而他们已经成为全新的人。他们自信、高雅、朝气蓬勃、勇于进取，他们获得了知识，增加了智慧，更加健康甚至更加好看，因为他们还获得了教育的一个副产品——气质。他们最低限度是学会谋生之道，而最高成就是学会创造历史。过去智慧之光在人类历史上只是点点星火，人类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前进；而当教育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时，智慧和知识在如此众多的人中传承，从而形成的熊熊火焰把信息时代的前景照得一片光明。
　　医疗保健产业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健康状况。医疗保健是过去只有富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而在信息时代是普通百姓日常的消费品。病人进医院后，经过一连串复杂仪器检测工序，他们的身体和健康状况就被一览无余，再经过治疗这道工序，他们的身体状况就会得到极大的改善。每当病人病愈出院后，不但感觉身心愉快，而且感觉自己生活的世界异常美好。医疗保健成为产业后，人类最宝贵的生命与健康在这里得到可靠的保障；多数人都在这里出生与死去，由于有完善的医疗护理条件，人的生命不但可以在这里善始，而且可以在这里善终。对生命的尊重和珍爱在医疗保健这个产业里得到了最具体的体现。在人类基本上解决了战争、饥饿和贫穷之后，死亡和疾病便是人类最后的大敌。虽然人类对死亡----生命的必然终点，仍然无能为力，但是医疗保健这个产业在减轻病人痛苦、改善生存质量和延长人类自然寿命上，不断地取得令人鼓舞的成就。
　　互联网产业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奇特和影响最为广泛的产业。它不仅把世界上的电脑连在一起，还把世界上的人脑连在一起，任何信息都可以在瞬间获得，使人类智慧和知识的功力倍增。它创造了一个奇特的虚拟世界，这个虚拟世界和以前的虚拟世界——天堂和地狱有很大不同，天堂和地狱人们是不能自由出入的，而人们可以在网络这个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自由穿梭，以致于人们经常分不清哪个世界更虚拟哪个世界更现实。上网、网上购物、网上查询、网上聊天是人们日常生活是一部分，给人们生活和工作带来极大的方便；网恋、网婚成为一种时髦的行为，那些没钱没胆的男男女女可以在网络这个虚拟世界中尽情地潇洒浪漫，而且毫无顾忌。网络病和电脑病成为流行性疾病，给医疗保健业的人士提供了新的课题和新的生意。而网络病毒和医学没有任何关系，它是一种复杂的程序，能给网络和电脑造成巨大的破坏。有些不法杀毒软件商在网上偷偷放进病毒，以增加自己软件的销路。这种自己打碎别人玻璃，自己再上门修理的古老推销方法在互联网上有了最新的表现形式。
　　旅游业的兴起使资源利用的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工业时代，人们开发山林是以伐木为主，伐木队伍进入山林，一阵油锯的轰鸣声后，整片山林一片狼籍，鸟飞兽散，恢复生态需要十几年或几十年的时间。毁林之后，很多地方还在陡峭的山坡上修筑梯田，这种愚公移山、改天换地的壮举固然豪迈，但是所获得的经济效益和所付出的人力成本和资源成本极不相称。而旅游业同样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无论到旅游区的游客有多少，到晚上，游客的人潮和喧嚣退尽之后，山林马上恢复平时的宁静，依然是野生动植物它们自己的王国。只要旅游区的人民保护好自己的每一山每一水，每一草每一木，旅游业自然会成为他们的支柱产业，自然就可以坐收山利，坐收林利。旅游业是一个收益巨大成本极低的产业，它为我们在发展经济和保护生态资源上不会顾此失彼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
　　到了信息时代，艺术产业空前繁荣。那些极具有智慧和才华，极富于情感的艺术家们通过各种形象思维的作品把真善美表现到极致。使我们人类的心灵更为美好开阔，使我们的生活更为丰富多彩。特别是我们欣赏影视作品时，我们随着那些主人公们一起出生入死、跌宕起伏，度过了多少愉快激动的时光。不管有时情节多惨烈、场面多恐怖、结局多悲惨，我们总是毫发无损地坐在自己房间舒适的沙发上，一次又一次地体验心灵上的震撼。无论我们为之撒下多少动情的眼泪，那也是我们在享受审美的愉悦，而并非感受到真实的肉体或心灵上的痛苦。艺术产品生产于心灵，消费于心灵，这种几乎和资源没有任何瓜葛产品在市场上无所不在，同样的商品，如果有了“艺术”的好看的外形和包装，就会身价倍增，那些青年男女,如果谁有更多的“艺术”气质，那肯定在谈婚论嫁时能增加讨价还价的筹码。艺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即使在唐宋----艺术发展的鼎盛时代，那时的文人墨客也不可能想到现代这个产业如此庞大，赚钱如此之多，于是在青少年这个艺术产业最大的消费群体中，愿意为某种真理或主义抛头颅， 撒热血的人越来越少，而梦想成为名利双收的艺术明星的人越来越多。甚至有人预言，当所有的物质生产过程全部自动化以后，人类只从事两种活动----爱情和艺术。可见艺术产业的规模还远远没有达到它生产可能性的极限。
　　还有金融、保险、证券、通讯和休闲娱乐等所有直接服务于人的行业，它们把为人民服务这一信息时代的时代精神贯彻落实到为人服务的商业行为上，并因此获得丰厚的利益。服务业越来越繁荣昌盛，被人称为朝阳产业；而许多生产物质的产业日渐衰落，被人称为夕阳产业。
　　服务业是基本上不消耗资源也不产生污染的行业，它们的工作场所环境幽雅，空气清新，完全不象工业时代那些魔鬼宫殿似的工厂。劳动也和以往的劳动有显著的不同，以往的劳动总是和汗流浃背、满脸油污、满身尘土和极少的收入联系在一起；而服务业的劳动大部分是坐在电脑显示屏前，在轻轻的键盘敲击声和鼠标的点击声中，创造财富的过程就已完成，而且有相当高的工资。工作时的服装和出席盛宴的服装没有什么区别，以致于可以经常在工作后参加宴会时，省去了更换服装这道手序。
　　微软公司就是这一类企业的典型。微软公司像一个巨大的花园，各式各样漂亮的别墅散布在其中。许多电脑怪才生活和工作在里边，他们优雅而散漫，就像广阔丰美的草原上自由漫步的牛羊。在这种应该产生童话的环境中，他们生产一种称为软件的产品，顾名思义像是柔软的物件，这种让人联想到少女肌肤的产品实际上是一种无形无质的东西，它是由一连串1和0组成的程序，把它安装在电脑上时，电脑就有了灵性并成为人们工作和学习最得力的帮手。由电脑怪才凭空想象出来的这种无形无质的产品极大地改变了当今世界，它的能力远远超过那些工业时代由钢铁制造成的庞然大物。微软公司和它的员工因生产软件大发横财，在很短的时间内，由一个非常小的公司变成一个世界上知名的大公司。
　　信息时代财富的形态也发生了变化，在以往财富是有形状、有重量的。比如说谁有多少担粮食，多少件衣服，几间房，几辆车。而信息时代许多财富是没有形状，没有重量的。比如说谁有几个专利，几个版权，谁买了多少保险等。货币的形态也发生了变化，由农业时代的金属货币，工业时代的纸币演变成信息时代的电子货币，不论交易额有多大，付款都可以在刷卡的一瞬间完成。人们的享受也越来越多的是看电影、看电视、打游戏机、上网、去游乐场、旅游等。土地和资源在人类的活动中起得作用越来越小，土地和资源与人口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按这种趋势发展，无极限的增长不是不可能的。
　　信息时代是各路人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时代。在农业时代，人类创造财富是人的脑力、体力和土地结合的过程，脑力起得作用最小；工业时代，是人的脑力、体力、土地和资源结合的过程，土地起的作用越来越小；而到了信息时代，几乎纯粹是人的脑力和体力活动的过程，脑力起着最主要的作用。这个过程的成本只是人在生产活动中所消耗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和水，土地和资源起的作用微乎其微。在人类摆脱了土地和资源的桎梏之后，人几乎拥有了神的力量。“只有想不出来的，没有做不出来的”或许有些夸张，却足以说明在信息时代做出来比想出来要容易得多。白日做梦、异想天开本来是指理论脱离实际，或不干实事只会空想的行为，但是到了信息时代，成了人类生产的不可缺少的才能，因为未来的财富几乎都是靠人想出来的。
　　人们终于发现，财富和创造财富的方法相比，创造财富的方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财富本身可以被用尽，但是只要掌握了创造财富的方法，财富就可以源源不断地被创造出来，而创造财富的方法恰恰就蕴藏在人类的大脑之中。信息时代的经济发展实际上就是人类在自己大脑中不断挖掘的过程，尽管勘探和开采并非易事，但是可以肯定这个宝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人类梦寐以求的可控核聚变的方法也就蕴藏在人类大脑的深处，一旦挖掘出来，人类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能源与水源的问题。显而易见，最丰富的宝藏就是人类自己的大脑，就连天方夜谭中的宝库也望尘莫及。虽然不见得每一个人的大脑中都蕴藏着巨大的财富，但是在一定数量的人口中总有一些奇人异士，他们的大脑具有点石成金的魔力。
　　在信息时代，那些知识渊博、头脑敏捷、具有精湛专业技能的人是创造财富的佼佼者，他们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如果谁具有卓越的创造性才能，他就成了英雄人物。电脑奇才比尔.盖茨把白手起家，短期暴富的神话变为现实，成为全世界青少年崇拜的偶像。中国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上的创新高手都是在几年内创造了几十亿的财富，足以证明创造性才能的价值。同样是舞文弄墨，同样是写畅销书，在信息时代，金庸先生以写小说为副业就为自己挣得了不计其数的财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农业时代曹雪芹先生用毕生心血倾注而成的《红楼梦》，没有给他带来任何财富，一辈子穷困潦倒，死后多年才得到应有的名誉和地位。
　　虽然身体健壮，动作灵活的人不能像在农业时代那样在通过军事活动建功立业、封王封爵，但是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他们依然能显示出巨大的优势。他们在运动场上的精彩表现永远让人赏心悦目，如果能在国际大赛上获得奖牌，不但在经济上收益颇丰，还能给全民族带来巨大的欢乐。篮球运动员姚明就是这类的杰出人才，有人计算过，他在NBA打球的总收入相当于一百零二万吨大米、46万吨钢材、98万吨原油，如果用最好的耕地“吨粮田”种水稻，就需要一百零二万亩。土地和资源与出类拔萃的人才相比较，孰轻孰重，在这里得到最好的证明。
　　美貌也成了创造财富的重要资源。红颜祸水是民族传统的古训，因为在农业时代，倾国倾城的美女经常被认为是引起战争或亡国原因。而到了信息时代，她们却成了影视传媒追捧的明星。她们经常因一部电影或电视一炮走红，大把大把地挣银子。选美成为一个行业，每年都通过电视把许多名不见经传的美女推到前台，使她们成为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农业时代只有在童话里才有的灰姑娘变成金凤凰的浪漫传说，在信息时代成了流水线作业的批量生产。以往的灰姑娘是梦想通过嫁给一个白马王子来获得荣华富贵，而选美产生的头牌美女们自己直接就可以得到巨大的财富和荣耀。
　　这也使许多满腹经纶但还没有脱贫的文人十分不满，认为凭美貌挣钱是一种不劳而获的行为。他们不理解，信息时代最大的特征就是使人的各个方面更加完美，其中包括人的心灵，当然也包括人的容貌。何况展现人的美貌无疑也是一种劳动，而且其商业价值远远大于这些文人写得谁也看不懂的学术论文。这也促成了美容业和整容业的兴起和繁荣，这两个完全不消耗资源而且不产生污染的行业，不但为我们增加许多财政收入和就业机会，而且它们的产品——人造美女极大地改善了我们社会的市容市貌，在不知不觉中，我们的生活质量就有了很大的提高。
　　我们中华民族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给人类的文明作出过巨大的贡献。这证明我们民族的遗传基因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遗传基因之一。我们的民族众多的人口必定能产生出众多的优秀人才，在信息时代，当这些众多的优秀人才的才华得以充分发挥的时候，土地和资源稀缺就不会成为问题。
　　人口危机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产物，是计划经济，短缺经济，资源依赖型经济的产物，而人口危机理论则是重物不重人这种思维的产物。而在信息时代巨大的人口仅仅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仅仅是一个挑战，但并不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实际上，在工业时代，整个经济已进入买方时代，几乎所有的商品都处于过剩状态，而缺乏的是市场，恰恰巨大的人口才构成了广阔的市场。而进入信息时代后，人的大脑是生产社会财富的主要源泉，自然资源在社会财富的生产中只占极其次要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人口危机就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结束语
　　市场经济可以极大地调动企业和个人的生产积极性，使社会财富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完全可以满足甚至超过人口增长的需要。国际贸易可以让我们从国际市场上购买足够的粮食和资源，以弥补我们土地和资源的不足。信息时代是一个节省资源的时代，是一个主要凭人的大脑创造财富的时代，我们的弱项——土地和资源在经济发展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而人的大脑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人口众多，我们拥有最丰富的人的大脑资源，再加上我们众多人口组成的巨大市场，人口成为我们经济发展最大的强项，我们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远远大于不利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我们长期信奉的人口危机理论。
　　我们的民族在明清以后，失去了汉唐时期那辉煌的创造力，在西方列强的威胁之下，不说求得民族的发展，连民族的生存都难以得到保障。于是，我们的精英从西方各国寻求富国强民的真理。但是，我们拜师学艺的时候，找错了对象，在欧美，日本和苏联之间，我们选择了苏联，给我们的民族造成了极大的灾难。且不说跟着苏联学艺的徒弟个个下场凄凉惨淡，最后只好另投师门，师傅本身经济崩溃，不但国破，许多山河也不在了。当我们从计划经济的噩梦中醒来时，才突然发觉就连许多亚洲，拉美二三流小国都已远远地把我们拉在身后。我们在一次面临拜谁投师学艺的问题。那些最先进的国家的经济、军事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确实让人羡慕，但是实际上，我们用不着好高务远，我们只要放下身段，拜我们眼皮底下的香港就足以了。我们是一个民族，用的是一种语言，有完全相同的传统和生活习惯，我们是一家人。香港没有任何耕地和资源，连淡水都要从内地进口，八百万人拥挤在一个我们称之为弹丸之地的极其狭小的地域里，却创造出如此让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我们的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只要把眼光投向仅一墙之隔的香港，就会发觉我们长期信奉的人口危机理论是难以让人信服的。在那里，人口众多没有成为经济繁荣的障碍，也没有引起严重的失业和污染，广袤的国土、肥沃的耕地、丰富的资源固然有助于经济的发展，但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因素。我们从这里可以领悟到经济学里的一个最普通的道理—一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完善的法制制度、自由的经济环境、低税率和辛勤工作的人民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前提，而不在于土地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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